过去的十一假期，河南南阳“迷笛音乐节”的盗窃风波彻底引爆了舆论，其热度在一段时间甚至盖过了杭州亚运会。
风波虽大，乍看却没有太多争议。网民一致认为当地村民的盗窃行为不可理喻，“穷山恶水出刁民”或“2023年了还有这种事”成为了统一的评价。
此外，不少人也开始用起了“零元购”这个词汇——看上去是在讽刺“打砸抢”，但其构成却有极大的污名化色彩：一是对于特定群体的“劣根性”揭示，仿佛他们本身便具有“盗抢潜能”，一如社交网络上一直对于“河南人”的地域歧视；二是“零元购”这个词在中文互联网诞生于“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本身就有用这种反讽来消解整个运动的合理性的目的。
当赤裸裸的城乡差距超越快手奇观冲进我们的生活，被实际感知的情况提醒着我们，在社会飞速的变化中，很多地区实际上是被远远抛下的。南阳村民的集体盗窃，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水平低下”的问题，背后有着巨大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在这篇文章中，翻转电台主播李厚辰试图厘清，造成城乡居民对于“无主之物”理解差异的原因，以及在集体盗窃的行为背后，农村熟人社会中“自己人”和“外人”间的区隔，何以造成了不同的道德标准。最后，当各大城市纷纷效仿淄博，以“文旅营销”拉动下行的经济时，有哪些细微的环节是被疏漏的？
参与盗窃的人知道自己在偷盗吗？当然知道，但对于暂时无人照看的财产，他们与我们的理解尚有巨大的差距。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差距。在我更小的时候，大约90年代，翻墙进入公家地方，盗窃三五金属制品贩卖是寻常之事。那个时候，不用铁丝网布防的“公家财物”都处在这个所有权的“暧昧”状态中。这就是在南阳的状态，我想那些村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不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其所有权已经进入一种“暧昧”中。除此之外，财产产权的“暧昧”同样随社会发展而转变，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装载货品的卡车在高速路发生事故，财物被村民哄抢一空。那当然是一种更“不文明”的状态。不过我们要理解，对他们而言，已经发生事故的财产，其所有权就进入了一种“暧昧”的状态。人们对于“无主财产”的定义，并没有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清晰。即使是北京，这尚且需要十几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其他地方则需要更久。2008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学时丢过手机，也丢过笔记本电脑。两次经历都和我起身上洗手间有关。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接案的警察，第一反应都是谴责我，认为我没有看好自己的财物，离开时不随身携带贵重物品，是导致盗窃的主因。今天，至少在北京，我想应该已经听不到这样的“理由”，而在咖啡厅、图书馆这样的地方，人们也能在独自去洗手间的同时，放心将笔电手机放在原处。这种转变的原因与遍布的摄像头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已不再是稀罕之物，其价值与我们平均持有财产的比例在降低，不必通过“不体面”的方式获得。而在2008年前，这两样东西在当时还不算普遍，盗窃的“阈值”当然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从古至今，人们当然都知道盗窃是错误的，但在“暧昧状态”的盗窃，从来都与直接破门盗窃不同。那个“暧昧状态”的边界，就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十几年前，大部分中国人都使用着盗版的“Windows”系统，虚拟知识产权这件事就变得非常“暧昧”，但在欧美，这样的行为可能就像我们看村民进入帐篷哄抢财产一样；如今，我们未必已经在这件事上取得全面的共识，不过至少对于盗版软件，大家的观念肯定比之前会“清晰”不少。因此，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绝对正确，进而可以嘲笑一帮“刁民”之时，其实只要看看自己经历的过去，以及那些文明程度上更发达的社会，就能清楚地看到“私产刚性”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不是道德的高低，更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
拿外人的东西不算偷？
在农村，如果邻居没有关门，你会直接进去盗窃财物吗？这个可能性远小于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帐篷并拿走Ta的手机。这里不仅有财产状态的差异，还有“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别。
我曾经去过一次印度，发现他们一边对宗教极端虔诚，一边每天用琳琅满目的骗术欺骗游客，让我感觉很是撕裂。当然最后问题的答案不是因为他们虚伪，而是对他们而言，外国游客并不在他们的“道德实践”的范围和考量之中，
这在农业社会更是如此。农业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人际关系强绑定，一个农民不会偷盗邻人，但却可以轻易走进陌生人的帐篷，即便被看到也没什么害臊。因为他们的道德强度牢牢系于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维系他们道德水准的是邻人的评价。
在农业社会，紧密的熟人人际关系是常态，远道而来的游客，尤其对南阳这样一个非旅游城市，实在是一件稀罕事，他们既无城市中法律对“财产权”的刚性塑造，也无高度流动性社会的练习过程。对他们而言，这样一帮陌生的“外人”，实在是一场生活中的“例外”，这个例外群体完全不在他们的道德实践范围内。因此，盗窃虽然是一件坏事，但却依然在一种例外的状态中，不是完全不可为的。
而在城市文明影响下的陌生人社会中，人更容易将他人看成“抽象的人”，不管是你的邻居，还是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人。这种“抽象人”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法律作为塑造城市行为边界的刚性条件，在一个法律的背景下，人都是抽象的；另一方面是城市高度的流动性，在大城市中，我们的基本生活习惯就是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生活中打交道，或远或近的交道，所以面对这种流动性的冲刷，我们学会了把人的“权利”看作抽象的东西，既不偷盗邻居的财产，也不会偷盗陌生人的财产。
这种“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与其说是道德水平的差异，不如说是不同社会形态给予人的“视角”，在这件事上，我甚至不敢在城市和乡村中分出高下。因为在乡村社会，熟人间几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亲属有难，伸出援手有时是一种刚性责任。但在城市人“原子化”的环境中，即便对最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大方的谈“边界感”和“法律责任”，这既让我们清晰，也让我们孤独和疏远。
在此次盗窃事件的新闻评论底下，不少人惊呼：“都2023年了还有这种事？”这当然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不过真正让我好奇的是，为何到了2023年，我们才真正面对城乡巨大差异对我们生活的冲击？这样的差异在过去又是如何被掩埋的？南阳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2021年，南阳市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16.84%。看上去不高，但这个数值的全国平均值是7.3%，南阳的第一产业占比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不止。这样一个并不因为旅游产业而闻名的城市，为何这次开始尝试承办音乐节？原因不只一个，可能是因为今年淄博珠玉在前，全国各个城市都认为打造“文旅名片”也许是取得声誉和经济的一条“弯道超车”的方法；或是因为今年经济形势黯淡，但唯独文旅尚有活力，所以各个城市纷纷祭出官方支持的文旅活动，此前也闹出过不少争议。此外，由于南阳不是旅游大市，旅游接待配套严重不足，这次才祭出“帐篷区”作为住宿方案，这加剧了这场盗窃的发生可能。正是所有这一切的交织，让全国各地的大都市年轻人，和一个农业城市的农民群体，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碰撞，让这场“城乡矛盾”赤裸裸地爆发出来。如果各地继续在城市经济的刺激上孤注一掷地倒向“文旅”，相当粗放地进行大规模活动，那南阳的事件绝不是最后一次。只接触大都会和传统旅行目的地的城市人，可能才会真正发现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过去熟悉又安全的预期，或者对“文明”的观念，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冲击并非不可避免。很多旅游目的地同样位于农业地区，有的是在经济发达的，例如浙江的农村，有的也在欠发达的西部，在这些地方，这种冲击和差异就小得多。这不是“道德水平”或“地方文化”的差别，而是长期在商业交换中的“训练”，才让这些地区“适应了”都市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变化，而不是一个“道德观念”的进步和变化，这或许可以解释非常多的社会文化转变：先有生活形式的变化，再有观念层面的改变。这让地方政府在进行“文旅营销”时，可以用这个视角看待问题，避免类似的风险再次出现。无法依靠“宣导”和“严刑峻法”，而是要考虑这样的文旅形式是否将足够多的本地人群卷入其经济体系中，以及商品和服务交换的“训练”里面。而不是像很多地方，乡镇仅仅提供了场地，最后还是外来者赚着外来者的钱；又要考虑计划的可持续性，让本地人的经济理性思维可以从长计议，而非“一次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也让城乡从生活形式上接轨，通过商品和服务交换缩小差距。不过这同样是市场竞争，不可能每一个城市，都发展出这样的产业。而对于此次事件的旁观者，到底看到的是一群“乌合之众”？还是巨大的城乡差距，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被抛下的乡村和人民，就成为一种基于认知的关键抉择，也是留给各位的一个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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